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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回忆录》重返缅甸路漫漫
昆明四季如春，景色秀丽迷人。一九四五年春天,正当昆明万花齐放之时,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聂守光先生(聂耳的哥哥,前仰光兴文银行经理)突然邀约曾经在南洋一带生活过的文化界人士座谈,其中包括田汉、马思聪等知名作家、音乐家，通过两次真诚的交谈，也就组成了“南洋图书出版公司”。但是，没有资金，怎么办？田汉倒是乐观的,他说：“飘洋过海到外谋生的华侨，都是两手空空的,他们却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何况我们文化人？正义的事业，广大侨胞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没有资金有什么可怕呢？”田老的真知灼见之言，犹如一服兴奋剂，在座的莫不喜形于色。因而，座谈会气氛更为轻松活泼，从而也加强了大家的信心。 我们四条汉子─郑伯华、林景章(绿涛)、卢方可(卢云)和我，应邀参加座谈会之后,林景章立即自告奋勇，乘坐滇越鐡路的火车，去越南开阔新天地。自此之后，他则毫无音讯，未知生死如何?卢云则任仰光兴文银行秘书职务,是否仍留在昆明工作,则不得而知.。郑伯华原任仰光华中语文教师,他于昆明一二一事件之后，取道柳州到香港去,初在达德学院任教，其后转至新加坡中正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并在新加坡组织家庭。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恩师曹靖华去电邀请他回国参加工作，电文被新加坡当局检查发现,当时竟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他随即携带妻儿返回北京。初在文化部担任俄文翻译，其后又调至武汉大学担任俄文系主任。文革时，在泉州病逝。此是后话。我则决定重返缅甸谋生求发展,而在兵荒马乱之后，又是赤手空拳,谈何容易啊！ 当我正在准备遵照“公司”的指派重返缅甸的时候 ，昆明正在掀反飢饿、反压迫的民主运动热潮。这也抗战胜利之后举国欢腾的人心反映。但是蒋帮反动派却是蠢蠢欲动，甚至张牙舞爪企图反扑。民主人士李公朴晚间看完电影步行回家途中，遭埋伏在北仓坡的蒋帮特务，即以无声手枪杀害李先生。这时昆明人民要求民主的气氛更加沸腾。闻一多老教授勇敢地走出书斋,主持悼念烈士的路祭,主持李公朴烈士的追悼会。他在这大礼堂的会上，严词痛斥特务的血腥罪行,并指责混进会场的特务：“有胆的,站出来！”闻一多教授于会后回家途中,也在西仓坡惨遭特务枪击,重伤殉难;其子掩护闻教授，亦受重伤。蒋帮如此疯狂地杀害民主人士，因而引起一二一的大示威游行。这时昆明笼罩着紧张气氛，有两位参加游行的师范学院女同学，又遭杀害。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面对蒋帮的血腥暴行,人们都是痛心疾首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不愿屈服，就是一例。 由于抗战胜利的鼓声,响彻全国,而流落在昆明的避难者，都准备打回老家去。我的朋友也都星散了。好友郑伯华说 ：“走吧,不要再迟疑了！”他果断地到香港去,而我虽是准备作些小生意，但终于一事无成,只好乘坐邱老先生的顺风车,黙黙地回到缅甸仰光来.。 一九四六年初,我单枪匹马,两袖清风,回到了仰光,我怎能闯出天下呢？当时,仰光的朋友们, 经过二次战乱洗礼，加以日本军国主义者残酷抢刧之后,市场一片萧条,到处是战争的创伤,人们的心里仍有余悸,老友邱巴寗(少如)兄,是一位坚强的文化战土,战乱之时流落山芭,生活奇苦,提起战争,他也是摇头叹息,真是一言难尽。 当此刧后余生之际,亲友们为重建家园,或求一栖身之所,己是焦头烂额,处此情况之下, 我欲走向何方?！前路漫漫。 当我正在惶惶不可终日,无以自处的时候,恰好我在集美高中的物理老师邱丕泰先生,(曾任中华学校校长)亲自到我的住处邀约我到“中华”任教,为了吃饭问题,我即答应服务一年。一九四七在诸位侨贤的倡议下,创办了“仰光南洋中学”。我也忝居末座,担任创委兼中文秘书,并在南中担任专任教师,每月生活津贴仅六十元而己。一年之后，我又转至华中任教。为了生活,只好如此奔波。奈何,无可奈何也！ 当时,我虽是单身汉,但是，居无定所，我在集美校友会的地板上，也就捱过很长的日子，回想当年，甚是可笑,也是一段辛酸的经历。 图书出版两头空 南洋图书出版公司”交给我的使命,就是开书店,搞出版事业,或办报纸、期刋。这时，我虽是单身汉,毫无牵挂，但是，我又有什么能力创造出新局面呢？ 记得李公朴殉难之后，夫人张曼芳女士,以及北门书店经理王健先生异口同声地说：“小黄,只要你能为我们两个人筹备一笔返回石家庄的旅费,“北门”的存书,你可以全部拉回缅甸去开书店”。我乃无辞以答,爱莫能助。我哪里来这一笔资金呢？恰巧萧岗和林雄才合作，来到昆明采购书籍，据说通过潘大逵教授(云大)之介绍，即与“北门”洽谈；很快的达成恊议。萧岗有选择地拉回一大卡车的书籍，也就回到仰光开办“南侨文化供应社”。当时战乱之后，书籍奇缺之时，能为侨胞补给精神食粮，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不久，以龚子宏为首也开设了“南侨图书印务公司”，并以黄绰卿(阿黄名名)负责管理。文华书店、正文书店，相继开张营业。这些书店都是有背景、有资力的。所以一九五零年国内生活书店的代表来到仰光，准备开设“生活”分店，他们了解了市场的实际情况，觉得难以插手问津，也只好打道回府去。正因为这样,我开书店的打算，祇有作罢矣。不过，我对出版事业，是有兴趣的。一九四八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我以文艺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当时文恊尚未复办)邀请文敎界人士集念,并出版特刋。作为刋名的“鲁迅与文武流氓”，是巴寗的大作。常任侠也寄来诗作一首，算是战后出版特刋的苐一炮。一九五零年,为了纪念“五四”,又出版了特刋“论文风”,却引起轩然大波。特刋阐明“科学”与“民主”名正言顺,并无非法无理之词。但是，没有请示，犯了忌，特别有些作者，不为“当权者”所欢迎，譬如章英奇先生。“当权者”也就借题发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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