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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人虎互食  而今爱虎惜虎(陶宗令)

    岁月轮回到传统干支历法纪的壬寅年,就进入到又一个虎年了。在此,我这个1950年出生的属虎的人谨向读者讲述一些可能会令人难以置信的往事以回忆过去、铺陈当今、展望未来。 我的家乡是位于闽赣边界的江西省南丰县,属抚州地区管辖。那里群山环抱,水系纵横,西北面属雩山山脉,东南面属武夷山脉,可谓钟灵毓秀、景色宜人。 南丰不仅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的曾巩的故乡,也因盛产被斯大林誉为“桔中之王”的蜜桔而驰名遐迩。同时,那里还是华南虎曾经的集聚地,直到上世纪50—60年代,还经常有华南虎出没甚至发生老虎吃人的事件。 当时,新闻媒体多次报道过湖南、四川和福建发生老虎吃人甚至围困村庄以及当地政府组织力量上山打虎,成效显著的例子,而江西的虎患则鲜有报道过。这主要是江西的虎患多集中在抚州地区,那里比较偏僻且当时的宣传工作比较滞后之缘故。 记得有一次我经过县武装部路口时,那里围了很多人,走近一看,原来是有个女的“大人”在哭哭啼啼地诉说她的儿子被老虎吃了,围观者神色紧张,表情肃穆。还有人悄悄叮嘱身边的“伢崽”不要单独外出玩耍。还有一回我在父亲的办公室做作业,也听到一个经常来卖药材并且很有学问的姓危的大伯对我父亲说,某个跟宜黄县交界的村子有个放牛的人被老虎吃了,而牛却毫发未损。并说那是因为老虎吃人会上瘾,所以没吃牛。 江西的虎患虽然当时鲜有上媒体,但从“我国皮毛市场每年虎皮收购量”的统计资料中还是可以佐证江西是华南虎的主要集散地的——据统计,1956年全国收购虎皮1750张。而20世纪50年代江西省有20多个县发现有虎,该省1955-1956年捕虎171只……这其中,就包括南丰的在内。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到了本世纪初、舆论界基本宣告了华南虎已经在野外灭绝,但江西电视台在2008年1月13日本省新闻中,还是播放了宜黄县有砍柴村民与华南虎相距3米对峙几分钟的报道。而到了2010年10月,又有游客在三清山拍摄到了100多米远处的华南虎。其照片被鉴定为非造假,但因不清晰而不能确定。 我之所以对华南虎如此念记在心,不仅是我小时候听到过华南虎的故事,而且多次与华南虎发生过直接的交结。 最早的一次交结应该是我刚读小学不久的时候,一天放学后在南街老城墙靠门洞东侧的旁边看到有个大人盘坐在地上,他的腿弯里垫着一块棉垫,上面蜷缩着三只拳头大小的灰褐色的小猫。或许是饿了吧,小猫间或还会抬头张嘴露出红红的舌头尖叫几声。当时围观的人也只有两三个,从他们交谈中才知道这些从山野抓来的小猫不是猫,而是老虎。交到民政局去,每只可以奖到30元钱。那时我对老虎和30元钱都没有什么概念,就是看到小家伙的模样十分可爱,便忍不住把它们一只一只捧在手心里逗了一下。 从那以后,我虽然再也没有接触到野生的活体华南虎了,却看过打虎队的人抬着脑袋被红布包裹着的华南虎在小镇的街道上招摇过市,摸过华南虎僵硬的尸体,吃过华南虎的肉。 历史是多么无常呀! 华南虎原本是中国特有的虎亚种(1905年由德国动物分类学者贺泽麦定名),仅在中国分布,现在在野外已基本绝种。但在几十年前却不是这样,在偏远山区或丛林深处不时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并屡屡发生吃人的事件,故一度被宣布为“四害”之一。那时,除虎如剿匪,由解放军和民兵协同作战,对其大打人民战争。在围歼华南虎的战役中,还涌现出许多打虎英雄。1956年8月7日的《新民晚报》就刊发过一篇“解放军优秀射击手组织打猎队进入深山密林为民打虎除害”的图文并茂的报导,引起巨大反响。而1965年秋,福建省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还一道出面联系八一电影制片厂到永春县拍摄了纪录片《深山除害》。此片一经公映,更是轰动全国。还有资料显示,活跃在粤东、闽西、赣南的一支专业打虎队,直到1963年底才解散。而我与华南虎接触的最多频次,就是与这支打虎队有关的。 因为在传统医学中,虎骨是一味名贵中药。加上每打死或抓获一只老虎政府可以奖励30元钱,所以老虎也是一种统购统销物质,一律归药材公司收购。而我父亲是南丰县药材公司采购部唯一的公职人员,因此,只要在南丰境内猎获到老虎,就必定得经我父亲之手收购入账。 当然,老虎在那个年代虽说被列为“四害”之一,但毕竟还是比较稀少的野兽,一般情况下要间隔一段时间才能收到一、两只,但在1960年的秋天却是个例外。那年的国庆节前夕,上述的那支打虎队从一个叫作上井的村子派人带口信来告诉药材公司,说半个月内可以上交七只老虎,并且对这七只老虎的单体重量以及性别都作了大概的估计。之所以要告知单体重量,是因为老虎的收购价分两个档次。凡单体毛重达到一百市斤就按上档价格计价,否则就按下档价格计价。 半个月内可以收购到七只老虎,这对药材公司来说也是个好消息。说不准年底可以评个全区先进单位呢?公司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叫我父亲这段时间下到白舍中医诊所去临时驻点,以便就近操办七只老虎的收购事宜。因为白舍是公社的行政所在地,上井村属白舍公社管辖,两者距离只有约八公里。 凑巧的是,那时我刚好处于国庆假期。听到这个消息便嚷着要跟父亲一起到白舍去住几天。父亲经不住我的纠缠,就带着我到了白舍。 那次在白舍住了几天我记不准确了,但每次打虎队的人用两根竹竿抬着脑袋上包了一块红绸子的死老虎来到中医诊所时,首先就会听到邻近的狗发出沉闷的哼鸣声,而不是平时的那种狂叫声。原来,狗看到老虎,即便是死老虎也会吓得一边在地上屁滚尿流,一边卷缩闷吠。 打虎队队长是个会昌人(会昌属赣南地区),个子不高,黝黑消瘦,鼻子和嘴巴是斜的。那是因为他的脸颊上有一道据说是被老虎抓出来的长长的疤痕。他走在抬老虎的人的前面,手上拿着一只公鸡。等到老虎一落地,就会在同事的配合下先把公鸡杀了,让鸡血喷洒在老虎的尸体上。然后再喝一口烧酒,也吐在洒鸡血的同一个地方。最后把包裹在老虎头部的那块红绸布解开来,就拍拍巴掌上的灰尘站到一旁去一声不吭地抽纸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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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个庸俗的人吧(陶宗令)

    我的老家是在南方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县城里。可能是从小受到的教育比较传统缘故吧,在我的青年时代,只要听到有人说钱、钞票、发财一类的字眼就觉得有些别扭。特别是当某人嘴巴里左一个钞票右一个发财时,我就会认为这个人很庸俗——怎么成天就是钱、钞票、发财呢?!要知道,社会崇拜的可是“纯粹的”、“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等高尚的人呀! 也许是冥冥中“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个具有保密属性的“三线厂”。它地处群山之中,交通和生活都很不方便。好在因工作关系,我结识了一对本地的农民夫妇。他俩不仅会帮助我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小难题,还会送点他们自家产的农副产品给我改善伙食。有时碰到他们家用红薯、芋头、玉米等杂粮当晚餐时,干脆就叫我到他家去与他们一起吃。当然,我也不时会送点脆饼、麦乳精、香皂等“高档”商品给他们作为回礼。 到他们家去吃杂粮晚餐是那个时期最开心的事情了。黢黑的厨房中央有一个由几块山石堆砌成的简易炉灶,上面放一口鼎锅,锅里放着红薯、玉米、芋头、土豆、南瓜一类的杂粮,锅下烧着木柴或芭茅。炉灶旁边则搁了一张小方桌,而小菜通常以自制的剁辣椒、咸菜罗卜干为主。等到锅里的水焖干了,杂粮就飘出阵阵甜香气味来。俄顷,大家就围着小方桌一边吃一边聊天,那味道和氛围应该是说多好就有多好。然而,这种幸福的时光和温馨的气氛却往往被女主人说的话给打了折扣。 女主人姓冯,热情善谈,嗓门清脆。不论何时何地,大凡只要她一开口,就很有可能将话题收纳到“钞票”的范围里。比如喇叭里播报了某生产队的某男起早贪黑作贡献,她就说什么呀,他起早贪黑并不是为了作贡献,而是为了多挣工分多得钞票。又比如报纸上登了某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废寝忘食钻研科学,她就说什么呀,他钻研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出名获利。有一回我们单位的一个中层干部被评为省级特殊材料铸成的先进分子的光荣称号,厂部对此非常重视,动用了包括广播、横幅、标语、简报、专栏、表彰会等一切手段进行广泛宣传。可这个女主人却在私下里说什么特殊不特殊呀?还不是一样贪财,好几回偷厂里的铁拿到我表舅开的废品收购店里去卖呢…… 总之,因为所有的好人好事和常人常事到了她的嘴巴里都变成了“什么呀……还不是……”。所以尽管她一家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但在我的意识深处还是觉得她是一个与纯粹、高尚、文明背道而驰的庸俗之人;她的嗓音虽然清脆,却在清脆中折射着尖锐、刻薄。 冯对我的影响不仅生效于我与他们一家人相处的那段时间,就是当我调到一个二线城市的新的单位工作之后,只要听到与利益有关的人和事,耳朵里仍然会回响起她那腔清脆而又尖刻的嗓音。 时光荏苒、日出日落。按理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涉事的增多,我对冯的印象应该是越来越淡了。可奇怪的是,当我后来成家立业了,步入中年以致迈入老年了,冯的声音还是会不时地在耳朵里响起并且慢慢地变得越来越中肯、越来越亲切、越来越有魅力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想来想去,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身心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与金钱、钞票、名声、利益相关联的社会关系之中,包括做梦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机体的组织器官和生理功能以及我们生活的社稷都是由庸俗构成而不是由高尚构成的。之所以舆论场上会不厌其烦地提倡文明、高尚、纯洁,那是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那样的“纯人”才作出那样的祈盼;我们生活的环境恰恰缺少那些东西才需要去追加和弥补。 具体来说,我的世界观之所以会变得与冯的观念相一致,是因为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碰到过数不清的人和事——道貌岸然与引车卖浆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者,腰缠万贯做慈善的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先进楷模与小偷囚犯以及国际国内大事、家庭琐事、公事、私事、生活上的事、工作上的事、学习上的事、精神方面的事、物质方面的事。而这些人和事不论多么简单或复杂,多么堂皇或市侩,其归根结底的走向都是呈物质决定精神、逐利先于奉献的。就像冯当初说的那样“什么呀……还不是……”。 冒昧再举几个例子来佐证吧。 我后来所在的工作单位上有个材料仓库的支部书记是个工农干部。他穿着朴实,为人温婉,工作上以身作则,生活上勤俭节约。每逢开会发言,三句话不离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什么的。可后来有一天他突然被公安局铐走了,原因竟是他长期暗中勾结厂外盗贼偷走不少钢材。天呀,这不跟当年那个被评为省级特殊材料铸成的先进分子一模一样吗? 又比如,评职称应该是一件很严格的事情吧。学历啦、工作年限啦、论文啦等等等等。但也留了一条缝隙即“破格”,因此就“破”出一些情节来了。与我同一科室的老吕其它条件都马虎能凑合,但他天生不善于写论文,于是在评职称之前的半年多里天天提前到岗帮领导和同事打扫各自办公室的卫生。碰到“五一”、“十一”之类的卫生大检查,更是撸起袖子掏阴沟、洗厕所累得满头大汗……如此一来,到了评职称的时候就如愿以偿地“破格”了。不过,等到新的工资拿到手,他就闪到了腰,从此再也不提前到岗了。 还有,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历来善于走官道。应该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最后官至正厅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省的广播、报纸、电视上不时会出现他的声音或身影。只见他总是穿一件风纪扣扣得规规矩矩的中山装,举止得当,言行儒雅,开口闭口都是“最高指示”般的“正能量”。以致我们家乡的地方志和官方网页都把他列在现当代名人的置顶位置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让全县父老乡亲都为之骄傲的名人,却在离休一年后因贪污受贿被判刑20年。其贪污金额接近一个亿。 最近的例子就是志愿者啦。因为新冠疫情,返聘我的单位的所在区域突然成了高中风险地区。我和几位同事被猝不及防地封控在公寓里整整两个月。不仅不能离开公寓,开始的时候甚至不能出房门,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那段时间我们唯一的求援方式就是通过手机向单位上的相关领导反映情况,倒也获得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过在联系他们的过程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他们非常繁忙,有时一大早从微信里给他们留了言,要到傍晚才能得到答复。原来,他们都做志愿者去了。在人们的逻辑思维中,志愿者应该是不计报酬的高尚之人。但后来我们越来越觉得奇怪,不仅我们单位上的相关领导,就是公寓物业公司里的保洁员、保安以及伙房的勤杂人员也都纷纷成了志愿者了。他们都不是医务人员,却在一夜之间经过考核而穿上了防护服,做起了核算采集或秩序维护工作。更奇怪的是,自从成了志愿者,他们整天乐呵呵的满面红光、吆三喝四。其嗓门比当年的冯还要清脆嘹亮,丝毫没有防疫抗疫的严肃表情。直到有一天,有个想做志愿者而没有如愿的保洁员和一个已经当上了志愿者的女保安打架打得头破血流并来了110特警处置之后,我们才知道志愿者不但有报酬,而且可以拿到难以想象的高薪,所以大家都千方百计找熟人拉关系去跻身其间了。 以上说的都是别人的例子,下面就说说我自己吧。 青年时我觉得冯是一个与纯粹、高尚、文明背道而驰的庸俗之人,是出自内心的觉悟。而今,我觉得冯当初的言论越来越亲切、越来越有魅力也是出自内心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