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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金庸的《碧血剑》(许均铨  澳门)

        1980年春天某日,当时我住在云南省大理州某一个华侨农场,正在家里读金庸的武侠小说《碧血剑》上集,当时的中国大陆是没出版过金庸的任何小说,而我则是刚从广州探亲回到家,一位澳门的亲戚带了这套《碧血剑》到广州送给我,是我一个月前写信向他说明要这套书。 当时我是一名农业工人,结交的当然是农业工人,可农场工人不是普通的农民,他们比农场周边村子的农民有文化,朋友之中有缅甸、印尼等国的归国华侨,有下放干部、一批右派 (当时右派有脱帽和不脱帽两种,脱帽的基本已不是敌对阵营的了)、有医生、有教师等等。他们都是平时交往的好朋友,我有一套武侠小说《碧血剑》的消息马上在好朋友间传开了,朋友们照先后得到消息的秩序排名,登记阅读《碧血剑》。这一群朋友有好几个月在见面时,谈话内容都是关于《碧血剑》的人物、情节。 当我一口气看完《碧血剑》上集后,把书交给另一位朋友,我接着读下集,两天之内。我把两本书都看完了,我感到完成一个长达15年心愿。 我出生于缅甸仰光市,1964年我在仰光市郊的一间侨校上小学六年级,香港出版的连环画(中国称小人书)历来是同学们的最爱,而武侠连环画更受欢迎,当时武侠连环画在学校是禁书。在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看过《碧血剑》的连环画的其中几本,同年,我离开缅甸回到云南省定居,《碧血剑》的故事、情节留在心中。 金蛇郎君藏匿在华山的那个山洞,袁承志的那把碧血剑,都成了没有答案的记忆。出生在仰光市的我,离开仰光之前从没见过山,武侠小说中的山,留给我无限的联想。到了云南定居之后,我终于认识什么是山,我定居的农场是在一个埧子中间,埧子简单解释就是一个小盆地,周围都是山,我后来上过农场东、南、西三面的山,唯有北面的山没上,因为远又没朋友陪我上。周围的山都平凡无奇,山上有洞穴,都是没神秘色彩的洞穴,是山民挖煤后废弃的矿坑。 离开缅甸近十年后的1973年,我到云南省瑞丽市会亲,那是中缅边境的一个小县城,我在旅社见到从缅甸木姐市过来的一位中年华人,他手上有一本《碧血剑》,我惊讶之际,冒昧地用缅语跟这位先生搭讪,然后向他借书,那册书是上、中、下三本,他说是书店借来的,要付租金,我说愿出租金给他,他借了上,中两本,这不是当年我看的连环画。我回到旅社的房间,关好门,此时的我,完全融入到一个武侠世界,少年时期连环画的片段在此时得到完整的还原,我除了吃饭,就是看书,突然房间漆黑一片,旅社晚上12点就关闭电源,真扫兴,我点上腊烛,看到半夜两点,终于完成了三分之二的心愿,一个新的情节出现了,五毒教!那是在云南大理的武林教派,正是我当时生活的地方。 第二天我把书装入一个纸袋,还给那位缅甸华人,他沮丧的表情让我吃惊,原来他看在的那本下册时给旅社的保安没收,因为保安看是从境外带来的禁书,他也列入黑名单上,他告诉我,回到缅甸木姐市要赔这本书。我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期间烧书的场面,在同情这名缅甸华人之际,我也留下遗憾,因为那三分之一的故事又成了下回分解。 我喜欢阅读,阅读过中国的部份名著,国外翻译的名著也读过一批,没有那一本着作让我牵挂了15年( 从1964年至1979年),也因此我对《碧血剑》的故事印象深刻。我有一套《碧血剑》之后,我仍然是一名农业工人,下班后空闲时就翻《碧血剑》,有的精彩的章节看过数十次,我在反覆思考,袁承志与金蛇郎君的武功,谁高一筹? 在第113页第4行中“…这一插未使尽全力又非顺石缝而入,剑身尚有尺许露在石外…” 金蛇郎君在藏匿山洞时,武功已失,他把碧血剑插入石壁,完全是因为剑的锋利,石壁虽是有缝,绝不是剑鞘。当袁承志在洞内舞剑完毕,将剑插入石壁,没将整把剑插入。当时的袁承志已是一位武林高手,飞剑插回石壁时,虽没用尽全力,那也不会弱到只插入半截。这是我想了多年的情节。 在第712页第8行中“…一会儿又低低地唱歌,唱的是摆夷小曲,青青一句不懂。”(1987.2.1.初版,2010.5.1.四版八刷) 何红药在唱摆夷小调,摆夷泛指傣族,在缅称为掸族,傣族居住在云南的德宏州、西双版纳为多,大理州以白族为多。何红药应该唱的是白族小调。 1983年我从云南的某农场迁移到澳门定居,我数年后翻阅资料,知道金庸的创作是因1954年在澳门观看香港吴家太极社掌门、有“黄埔教官”之称的吴公仪与澳门白鹤拳家、有“武林闪电手”美誉的陈克夫比武开始,我参观了当年“吴陈比武”的旧址,后来还看了网上比武。了解到当年金庸在澳门观看比武后,开始写武侠小说,当年我在缅甸,后到云南生活,与作者金庸都很遥远,到澳门后我感到金庸离我已不远。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乘船赴港采购公司的货物,在香港上环码头见到金庸,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金大侠!”,他有一位随身女秘书,他望着我友好地一笑,大约是2003年的事,原来金大侠做为主礼嘉宾出席澳门举办的书香文化节活动。...